黄灿然
爱尔兰女作家梅芙·宾奇的作品畅销英国和美国。她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散文，谈爱尔兰人与文学的关系，妙语如珠。
她说，爱尔兰人并不怎么去思考写作的问题，因为写作是他们一个习惯的自然延伸，这个习惯就是侃。她说，现在许多地方的孩子都被教导要“有话才说”或“多听少说”。而对爱尔兰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讨厌的了。在爱尔兰，大侃特侃是最了不起的事儿，无论侃什么。
她说，在爱尔兰，健谈的老人会因为他们无所不谈而广受尊敬。而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人们会觉得这种人爱炫耀或夸夸其谈。她说，记得以前在伦敦，有位邻居逝世了，人们都钦佩其生活方式，高度赞扬他“事不关己不过问”。而在爱尔兰，不过问等同于犯罪。人们会困惑地问：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
她说，她的丈夫（英国作家戈登·斯奈尔）第一次跟她去爱尔兰时，像求婚者一样不安，老问她大家怎样看他。她说大家当然都喜欢你啦，但他们说，他们猜你可能坐过几年牢，不过，这不打紧，他们还是顶喜欢你的。斯奈尔不解：为什么他们觉得我蹲过监狱？她说，因为你没有喋喋不休地把自己的生活抖出来给大家听。她继而解释说，如果你不侃你的过去，大家就会以为你的过去不光彩，或很悲惨。
在爱尔兰，如果你等巴士的时候不跟身旁的人聊上一阵，那是失礼和粗鲁的。而在伦敦，如果你这样做，则会被视为疯子。如果你在伦敦某个巴士站跟人搭话，他们会以为你要跟他们回家，跟他们一起生活，他们开始惊恐起来，赶忙躲开。在爱尔兰，如果你在戏院排队买票，你就得跟身边的无论什么人扯几句。而在英国，你必须直视前方，好像你孤零零置身于一百亩的荒野中央。
在爱尔兰，当你打由接线生协助的电话时，如果不先谈谈天气或当天的生意，那是极端不礼貌的。在餐厅，你也得打探侍者的生活，当然，侍者也会打探你的生活。
在印刷术发明前，爱尔兰有一种人，专门挨家挨户讲故事。有时候他们会讲历史故事，有时候只是闲话邻区的人事。他们的工作就是用讲话来娱乐人们，而人们会为他们提供食宿。大家都爱他们，并以能够招待他们为荣。绝不会有人说，天哪，那些侃大山的人又来了，快点躲起来，假装屋里没人，免得他们赖着不走。
爱尔兰人爱写长信，仿佛信中那些琐事都生死攸关似的，鸡毛蒜皮都不容遗漏。梅芙·宾奇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便形成一种信念，认为应该滔滔不绝地讲故事，而不应该像石头一样坐着听。20世纪60年代的某个夏天，她去以色列工作，她父母担心得要命。于是，她给父母写长信，把什么都告诉他们，除了没讲那里的年轻士兵们都很帅。告诉他们什么呢？剥橙，拔鸡毛，跳舞，在红海、死海、地中海游泳，等等。他们高兴极了，还用打字机把信打出来，寄给一份报纸。报社买了这些“文章”，问“还有没有”。这样，她便开始写作了。
她说，像她这样的爱尔兰作家，习惯于思考一点儿，继而谈得多些，然后写下来。那些教人如何在晚宴上安排四个讲者和四个听者的礼仪书，在爱尔兰是绝对没有市场的。《爱尔兰时报》一位广受爱戴的新闻主管中风后，被告知他会失去说话能力，但他可以通过按“是”或“不”的按钮，来与人沟通。他说：“如果你只能说‘是或‘不，谈话还有什么意思呢？”这样活着就更没意思了，所以他几乎立即就死去。
（卫青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格拉斯的烟斗》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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