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码头

一号码头是长涂岛的海军码头,它建成时,父亲刚满十岁。

有了海军码头,便马上有了驻地部队。当时,因为建造的营房尚未竣工,官兵们像远道而来的客人那样在百姓家借住了一段时间。

为迎接那些穿着水手服的年轻小伙,爷爷把堂屋清扫得亮亮堂堂。父亲腰间别着把木枪,神气地在村子里走来走去,他恨不得昭告全天下,住在堂屋里的解放军叔叔夸他很有军人的风范呢。

多年后,人们已无从记起,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号码头传来的军号声几乎代替了家里的三五牌大钟。起床、出操、开饭、午休、熄灯时,军号都会响起,钟表说不定还会罢工,军号从来不会。

若非情况特殊,一号码头的大门是对百姓敞开的。那里的草坪、篮球场、水泥浇筑的步行道、灰白色的营房和宿舍楼、远处的大海与舰艇,构成了一幅独特的风景画。

清晨或晚饭后,人们在一号码头的大操场打球、散步、练习骑自行车,抑或纯粹去聊聊天、吹吹风。迎面而来的官兵们自顾自说着好听的普通话,海风吹起他们帽子上的黑色飘带,像两根指挥棒在空中飞舞。

我对一号码头的最初记忆,是看电影。

20世纪80年代初,岛上还没有通电,我们的夜晚,是被昏黄的煤油灯主宰的。那会儿,一到晚上,整个岛上最亮的地方就是一号码头,部队有自己的发电机。

那个时候,我在一号码头看过好多场电影,黑白的,彩色的,却记不起都看了哪些,甚至记不得任何一个稍微具体点儿的故事情节,倒是对电影里的喝水镜头印象深刻,似乎每部电影里都会有人端着搪瓷杯喝得有滋有味,旁若无人。而一旦电影里出现搪瓷杯,我跟弟弟就嚷嚷着要喝水,一秒钟都等不了,好像不喝就会立马渴死一样。因此,母亲专门去买了两个可以背的小水壶,我的是粉色的,弟弟的是绿色的,姐弟俩专心致志地等着电影里的人喝水。他们一喝,我们俩随即捧起水壶咕噜咕噜地喝,喝得超级卖力。

母亲最怕的是电影散场时我和弟弟都睡着了。她不得不把弟弟拍醒,买一支冰棍哄他下地走路。有时,冰棍诱惑失效,母亲只好把小凳子留在一号码头,抱着我和弟弟,肩上扛着她的实木凳子一点儿一点儿地走回家。我伏在母亲的肩头,迷迷糊糊中看到我们的影子在地上晃来晃去,那是个形状奇怪的影子,三个人和一条凳子粘在一起的影子。母亲边走嘴里边发出嘿哟嘿哟的声音。

后来母亲肩部经常疼痛,使不上劲儿,就是那时落下的病根。她说,每次从一号码头看完电影回来,肩膀和胳膊好像被卸掉了,不是自己的了一样。我怨她为什么不拒绝我们,为什么每次有电影就要带我们去看。母亲说:“你们太喜欢看电影了,尤其是你,那么会哭,不让你去看的话,长涂港的海水要被你哭干的。”

后来,一号码头不再放电影了,但岛上的姑娘们对它的热情不减。

我上初一的那个暑假,某天,邻家的紫英姐姐告诉我一号码头晚上有军民联谊会,而后,她眨眨眼睛说:“你给我们当评委就带你去看。”午饭后,紫英姐姐的几个小姐妹会聚于她的卧室,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大包里掏出了宝贝——衣服、首饰、镜子、化妆品。她们关上房门,拉上窗帘,打开灯,然后轮流去布帘子后面换服装、化妆。每个人拉开帘子都会问我:“姐姐好不好看?”我不住地点头:“好看,好看。”帘子就是幕布,每个从那后面出来的姐姐都是光彩照人的明星。

天空如一块淡红色的布幔,缓缓地往山那边拉,一号码头的大操场被铺染得柔和起来。《军港之夜》轻柔地飘荡在风中:“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

曾经放映电影的地方搭起了舞台,耀眼的灯光、鲜红的地毯,把围观的人都映亮、映红了。着海魂衫的士兵抱着吉他出来时,我听到旁边的姑娘们哇了一声,这是个眉目清朗的年轻人,他没有微笑也没有看台下一眼,自顾自地坐在凳子上弹唱起来。他的歌声像传染病毒,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是细菌分子,它们迅速蔓延开来,台下的很多人都中了招。哼唱声从零落到齐整,从拘束到尽情,歌声合在一起,像被煮沸了、融化了,成了一大片,那热烘烘的旋律把人的心都震得荡漾起来。

那首叫《童年》的歌的歌词后来被我工工整整地抄在了一本崭新的笔记本上。

在那些表演者当中,紫英姐姐看起来是那么投入,那么吸引人的目光。应该是一首情歌吧?她唱得深情缠绵。她穿了粉色上衣、白色百褶裙,脖子上围了一圈儿粉白相间的花边,像荷花般亭亭玉立。我相信那一晚,一定有很多小伙子看痴了。

在精神生活匮乏的海岛,年轻人是多么眷恋这样的夜晚,连月光和星光也变得如此迷人多情。他们拖延着时间,迟迟不肯离开,这人生中难得的明媚让人产生微醺感。姐姐们的笑声放肆了起来,眉梢飞扬,她们扭动着好看的身姿,说:“兵哥哥,再见!”

岛上的风言风语一旦出现,便会迅速壮大,然后如潮水般汹涌奔泻。

于是,一号码头突然成了姑娘们的禁地。我听到紫英姐姐的妈在院子里大吼:“再去一号码头就打断你的腿!”青春期的小叛逆和想象中的伟大爱情把姑娘们的胆子养得肥溜溜的,不让去就偏要去,不能光明正大地去那就偷偷摸摸地去。紫英姐姐在她的小姐妹的掩护下像条鱼似的溜进了一号码头,她喜欢上了那个弹吉他、唱《童年》的兵哥哥。她暗地里给他织了围巾、手套,为了给他写信,一遍一遍地练字,还托我在学校门口的店里买了漂亮的信封和信纸。她的眼里经常含着两汪油,仿佛只要有那么一点儿火星子,她的青春就能热烈地燃烧起来。

(若 子摘自哈尔滨出版社《小岛如故》一书,本刊节选,薛凯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