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作为政治性瑞兽，是一种交通工具，代表着德行天下，也代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汉武帝铸马蹄金，有非常重要的政治考量，是皇帝对诸侯王的一种警示。
从汉武帝登基之初到其宣布铸马蹄金的时候，史书记载诸侯王因为谋反、投敌、矫命、枉法、诅上、匿罪、弄虚、作假等罪名，被杀、夺爵、削国的几乎年年有。甚至，连卫子夫和太子刘据都被牵连。《汉书》中记载，刘据被杀之后，与刘据相关的其他犯人大多数被发配到了敦煌做苦役。马蹄金铸成之后，汉武帝给每一位诸侯王都赏赐了。汉武帝表面上是表达自己对敦煌天马的喜爱，其实是对诸侯王的再一次提醒，他要给诸侯王戴上马笼头了，这就是后来的“推恩令”。
这样看来，海昏侯获得大量马蹄金的原因就十分明显了。诸侯王是皇帝权力的潜在威胁，海昏侯可是当过皇帝的，汉宣帝的皇位从法统上来讲是从海昏侯那里继承过来的。这对汉宣帝来讲，是极大的隐患。所以，即使他看到的海昏侯是个“傻子”，也要赏赐大量的马蹄金以作警示，毕竟这位前皇帝还活着。
从这一点来看，汉武帝似乎不是一个纯粹的宝马爱好者。那么，渥洼池出天马的事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当然是假的！马怎么可能从水里面出生？汉武帝当然不会相信暴利长拙劣的演技。但是，汉武帝为什么还是仔细听完整个故事，并且授意把这个故事载入史册、大肆宣扬呢？
因为，暴利长带来的是一套“皇帝的新装”，而汉武帝聪明地把新装赐给了天下人。这是一个谎言，为了让这个谎言变成真的，所有人都开始说谎，所有人都成为这个谎言的编造者和组成部分。谎言的起源是因为需要。那么，汉武帝的“需要”是什么呢？
是“张国臂掖，以通西域”。
暴利长是个聪明人，他从张骞和霍去病的足迹里十分清晰地读到了这种需要。这就像汉武帝困意十足，而暴利长正在敦煌为他绣制枕头，同时绣制了一段关于天马的美梦。
暴利长这么用心说谎，根源在于他的身份。史书记载他是南阳郡新野县（今河南省南阳市新野县）人，《三国演义》里的刘备就是在新野县与卧龙岗上的诸葛亮相遇的，而在他们相遇的300多年前，暴利长犯罪了。究竟犯了什么罪，史书中并没有明说，但是记载了暴利长被官府发配到约5000里外的敦煌做苦役。
暴利长原来应该是个小官，但此刻在敦煌的荒原里种田，他一定十分想回到故乡。当他在渥洼池看到一匹好马时，有了一个惊天的计划：和汉武帝一起说个谎。
暴利长知道汉王朝目前最缺的东西就是良种马，这是与匈奴作战时最重要的军事装备。另外，河西走廊此时已被汉武帝收入囊中，下一个目标就是西域。但踏足西域总得有个由头，于是渥洼池出天马的故事就被创造出来了。这个故事最后的定稿应该是酒泉（今酒泉市）太守写的，经过反复推敲，谎言终于被编造得顺理成章，以保证在暴利长去长安（今西安市）时他也能挣一份功劳，否则他绝对不会允许治下的暴利长去犯欺君之罪。
果然，汉武帝一下子从故事里听出了精心谋划的痕迹，也当即奖励了这两个苦心说谎的人。汉武帝正致力于开拓西域、成就千古一帝的功业，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他特别需要上天降下“天命”，为他的大业提供辅助。暴利长献来的天马，就像伏羲时代的龙马负图和大禹时代的神龟驮书一样。
因此，建章宫内，当暴利长说出这个谎言之后，没有人敢去揭穿。暴利长最终获得什么赏赐，史书并没有记载，但我们推想，他大概会如愿以偿，由一名被流放的罪犯一下子变成汉武帝的功臣。
兴奋的汉武帝还为这匹天马写下《天马歌》：“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意思是天马来自天赐，不远万里，投效王庭，意味着天下臣服。此后，天马成为汉王朝的一个鲜明的政治符号，被汉武帝不断提升政治作用，所以才有了汉武帝铸马蹄金的故事。
马文化从此成了河西走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持续发酵中，铜奔马诞生了。
1969年九十月间，甘肃省武威县新鲜人民公社新鲜大队（今武威市凉州区金羊镇新鲜村）第13生产队的村民正在挖防空洞，无意间发现一座有大量青铜俑的古墓。就是这座古墓中，出土了著名的铜奔马。
铜奔马属于国宝级文物，是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中国旅游的标志。奔马三足腾空、一足掠过飞鸟的瞬间，飞鸟惊愕地回首，更加增强了奔马急速向前的动势，马全身的着力点集中在超越飞鸟的一足之上，铜奔马准确地表现了力学的平衡原理，代表了当时青铜制造的高超工艺水平。
为什么汉武帝要持续编造这个谎言呢？因为这匹天马来自汉武帝刚刚获得的新的疆土——敦煌。中国传统神话叙事在敦煌以及河西走廊地区的持续发生，不仅表明河西走廊已经成为汉王朝和汉文化的一部分，也代表着敦煌即将成为统治西域的战略中心。
后来在敦煌郡下面设县的时候，就把渥洼池所在的地方取名为龙勒县（今敦煌市阳关镇龙勒村）。古代一般把天子之马叫龙，龙勒的意思就是“天子之马的笼头”。马笼头是制服天马的宝器，汉武帝的心思已经昭然若揭。
（乔小乔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敦煌大历史》一书，陆 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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