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1980级有男生96人，年龄参差，相貌各异。依我的观察和掐算，当时有32位男生暗恋着姚伶。其中有3个不自量力的家伙居然还避过大家的注意，企图搞小动作。不过这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我恼怒了，我的眼睛仿佛上膛的枪似的紧紧地瞄准了那3个过分激动的家伙。我分秒不停地瞄准了5天，使他们终于平静了，当然我也平静了。
在我与姚伶同窗的几年之中，实际上我几乎没有听到过她的声音，没有跟她进行过面对面的交谈，没有说过话。在我的印象中，她说话的声音总是很小，很细，很羞涩。姚伶有一双幽深而忧郁的眼睛，眉毛长得像湖岸上的柳叶。现在想起来，我仍觉得她是依靠眼睛感知世界的一个人，但我，还有其他人，要依靠愚蠢而坚硬的脑子。总之，她的眼睛吸引着我，使我心惊肉跳。当她发现我在看她的时候，她的眼睛会带动睫毛一闪，于是我所有的思想就涣散了。不过有一次，我豁出去了，鼓足勇气，从教室的一个角落回过头，坚定地、直直地看着她。当时她坐在灯光之中，其他同学众星拱北斗似的围绕在她的周围。她立即觉察了我发出的信号。她的眼睛一眨，睫毛随之一叠，显然是要切断我的信号，但我咬着牙，发誓要顶住。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姚伶的睫毛闪了一下，接着又闪了一下，这使我实在难以抵抗，遂垂首而坐。我觉得她的功力太深了，为了这大约3秒钟的欣赏，我几乎耗尽了能量。这确实是一次强烈的触电，不过它显然消磨了我，因为在这一次碰撞之后，我再也没有直视过她，甚至从那个晚上之后，我便缩进了思念的堡垒。
姚伶是一个白皙的女生，重要的是，她的肌肤有一种大理石般的冰凉，而且是早晨的大理石，似乎还微微带着一些夜气和露水。这当然是我躲在思念的堡垒中想象的，我经常想象着她。
二
不知不觉便毕业了，我站在窗口望着浩瀚的云天长叹一声，说：“完了，完了。”
姚伶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当她随家在乌鲁木齐的几个同学结伴离开西安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地到车站去送他们。车启动了，姚伶急速地挥着手，我看到她的手渐渐在缩小，模糊，融化，终于消失了。我非常憎恨晚上10点15分的这趟车，因为它把姚伶运走了。新疆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它遥不可及。不过，我在思念的堡垒中狠狠地说：“这不行。这是不行的！”
当时我已经定了工作，单位是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我很满意这个地方，却没有立即到单位报到，因为我隐隐听到了一种呼唤。经过一个晚上的考虑，我起床之后直奔邮局，给姚伶发了一封电报：“盼勿报到，请接我信。”
回到宿舍，我拧开钢笔帽，打开墨水瓶，铺平稿纸，便匆匆地写起来。我一直写到日落西山、星光灿烂，接着我夜以继日地写，写了整整96小时，写得天旋地转，12万字的信，一江春水向东流般地表达了我的爱。我跑到邮局，把它发了出去。
我要让姚伶清清楚楚地知道我的心。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她接受我的爱，那么我愿意在西安等她，也愿意在昌吉等她。我知道父母不会同意我到外地去，不过，这一切我都不管了，什么都不管了。在信发出去两小时之后，我感到它太慢，也太轻了，不足以表明我的意志，我决定到姚伶家去一趟。我想，我一定要当面告诉她，即使她明确地不接受，我也要告诉她。我不能把爱总是关在思念的堡垒里，我必须让它走出去，冲出去，让它见姚伶，否则我一生都会后悔。于是我就借了一笔钱，买了一张从西安到兰州的飞机票，立即抵达兰州，接着乘车奔赴乌鲁木齐。
抵达昌吉之后，凭印象，我记得姚伶的家在自来水管理处，但它到底在昌吉的哪一条大街上或小巷里，我却是不知道的。简捷的办法是查找地图，向人询问，可我却不想这样做。自己千里迢迢到这里来，向一个姑娘表白自己的爱，是不能使用任何一点小聪明的，我要一家一家地去找，一个门牌一个门牌地去找。我隐隐地感到，对爱的事情必须虔诚才可能完成。
三
我没有看手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昌吉转了多长时间，也无心留意它是怎么一种样子。沿着姚伶气息的暗示和引导，我走到了一栋泥巴房前。凭直觉，我判断这就是姚伶的家，她的气息早就穿过门缝弥漫出来了。我屏住呼吸，郑重地在门上敲了3下，一个微胖的中年妇女探出头问我：“你找谁？”我说：“阿姨，我找姚伶。我是她的同学，从西安来的。”她平静地招呼我进去，并平静地叫着姚伶。
当姚伶像一片云似的飘到门口的时候，她的脸骤然变得苍白，眼睛里满是奇异和惊恐。我这样一个从天而降的不速之客，显然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不过她很快便回过神似的让我到屋子里去，并向她的母亲介绍，我就是那个发电报的人。
在给我沏茶、取瓜子的过程中，姚伶一点一滴地告诉我，她是昨天才收到电报的，遵我之嘱，还没有到单位去报到。她在等候我的信，信大约需要5天才会来。我告诉她，我就是考虑到信太慢，才决定亲自来一趟的，只是匆匆忙忙，没有通知她便来了。这时候，姚伶的母亲一直坐在沙发上注意着我，在她显得浮肿的脸上，有一双严厉的眼睛，完全显露着推敲和解析的神情。姚伶向母亲简单地交代了一下，便到厨房去做饭了。客厅里只剩下我和她母亲。她母亲不紧不慢地询问我年龄多大，兄弟几个，父亲母亲是做什么工作的。她的眼睛中仍是推敲和解析的神情，不过在努力做得婉转与平和。尽管姚伶在厨房洗菜、切肉、揉面，但她显然注意着客厅里的情况。有两次，她还以插话的形式打断了她母亲的询问。我和姚伶过去没有来往过，互相是不了解的，她也尚未收到我12万字的信，所以我不清楚她插话是什么意思，是担心她母亲的询问万一过分而伤了我的尊严，还是伤了她的尊严？或是她根本就不愿意有这样的询问，或是她早就有了自己的所爱……不！总之，我希望天是晴朗的，我这样遥远地到昌吉来，不要雨，不要阴，也不要云。可姚伶偏偏是一个矜持的人，而我是内向的。但姚伶的态度最为关键，倘若我不能感觉到她的热情和兴奋，那么一切都将没有意义。我的为难之处在于，姚伶一向是一块大理石，永远有一种夜气和露水的冰凉，我甚至觉得她是一个不会感动的人。她竟没有在合适的时候流露出一种我所希望的暖意，这使我熄灭了自己的火。
姚伶的父亲是一位司机，他出车一直没有回家，于是陪我用餐的非姚伶及其母亲莫属了。由于她们的彬彬有礼而造成的一种沉闷，甚至压抑，使我不得放松，遂在用餐之后，我提出要回旅馆去。姚伶当然送了我。这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10分，我也该告辞了。算起来，我在姚伶家待了近8小时，第一次登门便待了这么久，实在不好意思。
四
走出姚伶家朴素整洁的泥巴房，走到路灯初照的大街上，轻风徐吹，行人稀少得近乎无，我感到惬意多了，姚伶也变得宽舒多了。
我披星戴月地从西安到这里，当然是有话要说的，这一点姚伶非常明白，而且她似乎做好了一切准备，要听我说什么。我的思想剧烈地斗争着，我不愿意说她不愿意听的话，但我必须说真实的话。我平静地说：“我准备明天早晨就走了！”她感到惊诧，似乎这样的话唐突、冒昧、莫名其妙，但她没有说什么，或许是不知道怎么说。我又平静地说：“我写的信你也不用看了。你烧了它吧！”我便这样急转直下，甚至一下堵死了自己的路。此时此刻，姚伶显然已经知道了我的意思，也恰恰就在此时此刻，她送我走到了旅馆门前。当她默默地转身往回走的时候，我确实想送她一程，只是怕有用意含糊之嫌，遂没有送她。
我像是飘着一样在昌吉度过了唯一和最后的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我缓缓地向车站走去，我是希望首班车不要急着开过来的，甚至希望它抛锚、爆胎。我是多么迫切地希望再见到姚伶啊！
在我感到失望，并不得不给自己鼓劲以防精神坍塌之际，我眼前一亮，发现姚伶骑着自行车过来了。她斜着身子，仿佛是在白雾之中飞翔似的过来了。她默默地把自行车支在一边，取下挂在自行车上的装有两个白兰瓜的篮子，默默地交给我，之后便默默地伫立一边。我完全撤退到了一个同学的立场上，佯装镇定地说：“这一次来匆匆忙忙的，什么也没有带。下一次来，我送你一尊唐三彩。”也许我和姚伶命中注定要在这里永别。我像一个一不小心打碎了水罐，水流了一身的小孩，有一点迷乱，有一点手足无措，还有一点身不由己地上了车。
火车驶出乌鲁木齐，仿佛逃亡似的奔跑着。一直到晚上，我都把头伸在窗外让风吹着，我觉得风已经揭去了我的皮，撕下了我的肉，我完全变成了一具骷髅。不过我的意识仍是清醒的，这使我充满了悲哀，因为我知道自己最纯洁、最精锐的生命结束了。我已经24岁，将到一个单位去工作，还将领取薪水，并按惯例准备结婚。我将再也不是一无所有的我了，我将再也不能赤手空拳地追求某个姑娘了。
这件事情就像一滴水似的渗透到岁月之中。我呢，再也没有给姚伶写信、打电话进行联络，再也没有获悉她的消息。但渗透到岁月之中的水并没有被岁月蒸发，恰恰相反，它聚于我心，清澈、晶莹，没有被污染，而且只有我知道它对我是多么重要，它一直在怎样地滋润着我的灵魂。
（上 邪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吾情若蓝》一书，闫 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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