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最大的心愿，是被人爱。”这是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里大侦探波罗说的最后一句话。
被人全心全意地爱，又全心全意地爱别人，当然是世界上最美的生活。但这样的纯美，很少能实现。现代社会，人只有自身丰富了，才能丰富别人；只有珍爱自我，才能深爱别人。独立而自由，是一切爱的基础。
汤姆·提克威导演了《罗拉快跑》，这部上映于1998年的德语片最大的亮点，是看到了女性在生存中可叹的忘我以及忘我中遗落的生命价值。罗拉是个社会学意义上的“坏女孩”，她的男朋友曼尼是黑社会组织里的马仔，贩毒、抢劫之类的事儿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罗拉不但知道曼尼干的勾当，而且是他的同伙。这个基本状况让常人发怵，对电影导演来说却是叙事的魔法盒：好人的活法总是那么单一，而无法无天的坏人绝对个个不同，充满变幻的可能。电影的逻辑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罗拉从电话里知道，曼尼交接毒品收到的10万马克被一个流浪汉拿走了，他命在旦夕，只有20分钟的挽救时间。她立刻让男友等在某个电话亭旁，等她弄来这笔巨款。
这是个救命的故事：男人掉进了坑里，女人要救他。这个模式完全是现代的，颠覆了那些英雄救美的老旧传奇。于是，这乾坤颠倒的局面就引出了一个新问题：女人救苦救难的招数和男人的有什么不同呢？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悬念。
出演罗拉的是德国女演员弗兰卡·波坦特，当时她24岁。她的一头红发，飘飘扬扬，像一团火。只见罗拉几秒钟内就加力到冲刺速度，毫不瞻顾地奔跑在大街上。由此，整个影片的基调奠定了：跑！女人的奔跑。演男人奔跑的电影有《阿甘正传》，那是一部历史片，阿甘从学校跑到越南战场，跑到林肯纪念堂，跑过整个美国当代社会史。罗拉的奔跑很简单，为了心爱的男人，跑过大街，跑到银行，去向当银行老板的父亲要钱。结果没要到——父亲根本不理解她的生活选择，连哄带骗将她拒之门外。罗拉接着跑，跑到曼尼等她的地方，眼睁睁地看着他去超市抢钱，两个人便一起跑，然后罗拉被警察打死了。
这个结果令人毛骨悚然：女人为了救一个男人，向另一个男人（父亲）要钱，结果挨了第三个男人（警察）的枪子儿——男人对女人意味着什么，真是清清楚楚！看来奔跑要换一个方向。
于是《罗拉快跑》神奇地从头开始：罗拉又开始奔跑。这次的目标还是银行，不过罗拉和男人的关系有了质变：从请求者变成了命令者。她夺过银行警卫的手枪，指向父亲的脑袋，顺当地拿到10万马克。罗拉总算明白了男人不相信眼泪的道理。她提着钱又直奔曼尼等她的电话亭，不过这一次又是意外的结局：她跑得太猛，一辆救护车为了避让，一拐弯撞死了曼尼。这个结果更加骇人，罗拉挥舞着枪凌驾于男人之上，得到了钱却失去了男朋友。这条路也有点儿惨。
于是罗拉重新开始奔跑。罗拉在父亲那里得不到钱，忽然看到了赌场。赌场是个无常的世界，让它来判决曼尼的命运吧！罗拉用仅有的不到100马克下注，让神秘的偶然性决定那个震撼人心的问题：生存，还是死亡？罗拉的运气是如此之好，几分钟内就赢了1000倍，爱情感动了上帝？眼看电影就要推出这个无比浪漫的高潮，导演提克威却出人意料地急刹车：曼尼突然看见了拿走他10万马克的流浪汉，一路奔跑把钱夺了回来。罗拉赢的钱顿时失去了救命的功能，变得似乎毫无价值，只不过是男友绝处逢生的故事里的一份作料。这样的情节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疑问：女性值不值得用自己的全部为男性下注？女性应不应该有自己的“轮盘赌”？也许现代社会男女各有自己的命，为男性狂奔的女性，不免会坠入价值虚空。
我很喜欢《罗拉快跑》的这个结局，它隐喻了一种新的生存结构：男女都是世界的中心，就像生命科学中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一样，各自独立，又相互依存。在这个双中心的世界里，男女都面对自己无限的偶然性，各有不同的开门咒语。首先要打开自己的命运之门，然后才有共存的可能。倘若一切都是为了对方，结局大半会出乎意料地虚幻。
罗拉似乎并不拥有如此清醒的意识，她一开始就为了所爱的男人拼命奔跑，哪怕在结尾，她也没有察觉到自己给自己的限定。然而提克威看到了女性奔向自由的可能，以罗拉71分钟的奔跑镜头不断质疑女性飞奔的方向。这很不容易，因为让一个男导演制止女性为男性奔跑，需要历史性的勇气。
（心香一瓣摘自海南出版社《日常》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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