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想，每个人的衣柜里总有一两件明知不会再穿，却怎么也舍不得丢掉的衣服，更别说记忆里那几件有着特殊意义的衣服。
我对于童年的记忆，除一个每次来我家都扬言要把我卖掉的讨厌叔叔外，就是母亲给我做的一件连衣裙。
在一切都困难的年代，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身上的衣服，件件都有历史。我跟大姐差八岁，跟二姐差五岁，我们读同一所小学，那几件制服，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刚好被我接上，只有过年时才有机会穿新衣服。家里最重要的一件家具，就是缝衣机，不管是最早住公家大杂院，或是搬到跟对面人家近得可以握手的狭小公寓，还是后来搬进大楼顶层的家，许多老旧的家具都被淘汰了，唯独那架用脚踩、以皮绳带动的老式缝衣机，忠实地跟着全家走过半个世纪的岁月。
母亲靠着这架缝衣机，充分发挥她“化腐朽为神奇”的功夫，把小了的衣服放大，短了的裙子加长，磨薄的衣袖手肘处补上不但不难看，还有点时髦味道的补丁，尽可能地延长衣服的寿命。等到衣服必须“寿终正寝”的时候，再一举打破衣服原来的架构，裁成一块块方形的抹布，让它们在饭桌上和碗盘间，贡献最后的价值。
有一年夏天，忘了是为了什么事情，母亲居然给我做了一件红底白点、无领无袖的连身洋装，裙子部分打了细褶，一共有三层。这可不是从姐姐们那里接收的“多手物资”，而是专门做给我一个人的，意义自然不一般。
二十岁生日那年我正读大二，母亲说，一个女孩子十岁的时候太小，没什么好庆祝的，三十岁的时候，大概已经结婚，就让先生去费心。所以二十岁的生日是我唯一在娘家，可以让父母好好置办的大生日。父亲照旧是赠予我秀才人情“诗”一首，母亲则送我一枚她从大陆带来的金戒指，另外还帮我做了一件我想了好久，却一直买不到的大圆裙。
还记得当时我坐在学校碧绿的草地上让人拍了一张照片，三百六十度的圆裙，开出了让二十岁的我最值得记住的花朵。
在大学毕业典礼上，我穿的是母亲做的蓝色改良中式洋装。她还特地把洋装送到裁缝店里，把裙子压成不会变形的百褶裙，穿在身上完全看不出是“家庭手工业”的成品。
等我结婚的日子确定之后，眼看着这个最小的女儿就要“嫁鸡随鸡”，到万里之外的异乡去过日子，在难舍也得舍的心情下，母亲为怕冷的我做了一件红色的丝绵棉袄当嫁衣。完全是“古法制作”，从买丝绵、剪纸样、铺棉花，到固定、做衬里、绲边，花了个把月精心缝制而成。不止一次，夜晚我看着坐在灯下，鼻梁上挂着老花眼镜，一心一意、一针一线缝制棉袄的母亲，心头浮上的是那首《游子吟》。慈母手中线，从古穿梭到今，不知织成多少游子身上衣，不变的是始终如一的母爱，和游子们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对家、对亲情的“衣”恋。
在缝纫这件事上，我完全没有承袭母亲的天分，从来没有给两个女儿做过衣服，最多也就是做些“加工”而已。从女儿三岁开始，每一年我都给她们各自买一件素色的T恤衫，然后用特殊的颜料画上图案，写上字，或者烫个花样，粘上亮晶晶的装饰粉。完工后，她们穿着独一无二的“老妈牌”衣服出门，不但穿衣者的虚荣感得到了满足，制衣者也获得了成就感。希望她们在多年后想起我时，也多少会有点“衣衣”不舍的感受。
（玉 书摘自墨言文化《画里画外——李民安的插图散文集》一书，黄思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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