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个体力活，而亚当·斯密从小体弱多病。他书写起来笨拙、缓慢、吃力，就像一个刚学会写字的小孩。“亚当·斯密一生都保持着一种大大的、小学生字体的笔迹，他觉得书写很困难，书写本身对他而言好像总是一个问题。”
18世纪的亚当·斯密当然没有电脑，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答案是：雇用抄写员。他来口述，抄写员负责记录，以及把自己杂乱的草稿誊抄得整整齐齐。
有一则逸事说，亚当·斯密创作《国富论》的部分章节时，“是站着口述的，并且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习惯，他一边口述一边拿头在壁炉上方的墙壁上来回蹭。他假发上的润发油在墙上留下了印记，这些印记一直在那里，直到墙壁被重新粉刷”。
雇用抄写员协助自己创作，正好符合《国富论》开篇提出的劳动分工原理：“劳动生产力的最大提高，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这可以说是一种知行合一。
《国富论》的写作进展很不顺利。
资料纷繁，思绪芜杂，各种琐事，加上身体的病痛，一再耽搁亚当·斯密创作这本书。当然，最大的敌人还要数亚当·斯密的拖延症。很多时候，亚当·斯密和我们普通人一样，更喜欢读书、“躺平”，而不是写书。
这是一项太过宏大的工程。亚当·斯密曾绝望地哀叹：“我看不到完成这本书的可能。”
因为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忧虑自己到死都没法写完《国富论》，所以亚当·斯密指定好友大卫·休谟作为自己学术遗嘱的执行人，托付他处理自己的所有文稿，将《国富论》予以出版，其余未完善的手稿则全部烧掉。
休谟是和亚当·斯密齐名的思想家。作为老朋友，他总是像唐僧一样，喋喋不休地催促亚当·斯密赶紧写完《国富论》，对亚当·斯密的任何拖稿理由都拒绝接受：“我不会接受你任何身体不佳的借口，我认为这不过是你因为懒惰和喜好隐居而找到的遁词。”
《国富论》的写作用了10年。
到1776年，休谟已经65岁，癌症折磨着他的身体，他快要离开人世了。《国富论》迟迟没有出版，这令他焦虑：“我并不畏惧死亡，但是我所不愿的只是失望地死去，不愿带着永远无法再见朋友一面的遗憾，或无法目睹亚当·斯密呕心沥血多年写就的著作诞生的遗憾死去。”
1776年3月9日，《国富论》正式出版。收到这本书的休谟，开心得像一个孩子。他给亚当·斯密写信说：“太棒了！亲爱的亚当·斯密先生，您的著作让我爱不释手，细读之后，我焦灼的心情一扫而光。这本书的出版是否顺利一直牵动着我的心。现在我可以放心了。”
同年8月，休谟去世。
《国富论》的出版当然有很多伟大意义，但不知为何，这些伟大意义都不如休谟翻开老朋友的新书时感到惊喜的那个画面令我动容。
亚当·斯密并非才思敏捷的天才（他以木讷著称），而是那种慢工出细活的作者。他生前一共只出版了两本书：《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两本书他反反复复地修改，不断出版修订版。
《道德情操论》修订了5次，《国富论》修订了4次。
所谓经典，大多是改出来的。
60多岁的时候，亚当·斯密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但他还在反复修改自己的书稿。腹痛，手抖，都使得他越来越难以动笔，越来越力不从心：“我想我已处于风烛残年了，我毫无把握是否能活着完成其他几本我计划中的、并且已经取得一些进展的著作。我是一个写作速度非常非常慢的人，我总是要写了改、改了又写，至少达五六次，才会让自己稍觉满意。”
在晚年，亚当·斯密将另外两部作品的材料已准备齐全。他曾经以为自己有机会完成它们，可惜已经时不我与。
这是一个写作者的遗憾。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亚当·斯密没有选择去完成新作，而是把时间投入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本旧作的修订上。死亡将近时，他已经没有力气烧毁那些未完善的文稿。他担心这些未完善的文稿在自己死后被不负责任地出版，所以一再叮嘱遗嘱执行人要烧掉它们。
文稿后来被当着亚当·斯密的面付之一炬，他心满意足。
亚当·斯密为什么如此执着于烧毁自己的大量手稿？他的学生斯图尔特认为：“亚当·斯密担心未完善的作品没有将伦理学和政治学的重要观点表达到位，从而非但不能澄清，反而遮蔽了对人类具有重要意义的真理。”
这是一个写作者的认真。
在亚当·斯密去世近200年后，思想史学者伊安·罗斯撰写了《亚当·斯密传》。这是有史以来最权威的一本亚当·斯密的传记，中文版多达700多页。罗斯写这本书用了近20年，出版后又用了10年时间来修改，直到2010年推出第二版。这时候的罗斯，已经是一位70岁的老人。
他在《亚当·斯密传》第二版的序言中回顾说：“激励我着手写《亚当·斯密传》第二版的，是亚当·斯密面对年高体弱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时，于1788年3月5日写下的一句话：‘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我想，就是让我已经出版的那些作品，能在我身后处于最好的状态。’”
正如亚当·斯密所愿，他把最好的作品留给了这个世界。
（米 粒摘自微信读书《经济学家的心碎时刻》一书，徐沛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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