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等待出发的几十个小时里，我抽空出去见了一些朋友。这期间，小青独自看管我爹，因为怕出意外，决定除吃饭之外，其他时间都待在宾馆里。他们其中的一顿饭，是在钟楼旁边吃的羊肉泡馍。
我爹是第一次吃这种“外来”的食物，有着太多的不适应，因为他一生中的食谱，我足可以背出来：早餐是糊汤（有时候会加一些土豆、红薯，或者红小豆），午餐基本是面条（有时候是手擀面，有时候是挂面），晚餐基本是馒头加糊汤；而一年四季都有的菜，是腌白菜、土豆丝、腊猪肉，春天会有一些野菜，夏天会有一些青菜，秋天会有一些西红柿，冬天就只有萝卜了。逢年过节的时候会磨一些豆腐、发一些豆芽。
服务员给了我爹一个大白碗，里边放着两个烧饼。小青笑着问：“就吃两个烧饼行吗？”我爹说：“怎么不行，吃烧饼还耐饿一些，只是跑这么远干什么？”小青说：“这边环境好呀。”我爹说：“有什么好不好的，又吃不到肚子里去。这里的烧饼很贵吧？”小青说：“你猜猜。”我爹说：“起码要一块钱。”小青说：“你再猜猜。”我爹说：“一块五？”小青说：“你放开胆子再猜猜。”我爹说：“两块钱到顶了。”小青说：“你说的是美元还差不多，折合下来大约是二十块人民币。”我爹张着嘴问：“多少钱一个？”小青说：“二十块呀，怎么了？”我爹眼泪都要出来了，说：“你们这些孩子怕是都忘记老先人是谁了，哪里吃不到烧饼呀，花这个冤枉钱干什么？”
小青见我爹不高兴，赶紧解释说：“我开玩笑的，这叫羊肉泡馍，不光有两个烧饼，还有羊肉和羊汤。”我爹说：“羊肉、羊汤在哪里？”小青说：“我们把烧饼掰碎了，他们就会用羊汤、羊肉帮我们煮的。”我爹显得手足无措，他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把饼掰碎，为什么还要自己动手。小青说：“你就照着我做的做吧。”于是小青掰一下，他就掰一下；小青拌一下，他就拌一下；小青吃一个糖蒜，他就吃一个糖蒜。他尽量与小青的动作保持一致。
我能理解我爹的感受。十几年前，我在一家杂志社工作，当时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了很久，比起我爹来应该是懂得很多了。但是有一次，一帮同事中午出去吃羊肉泡馍，因为是别人买单，所以我过意不去，执意要做点什么。吃完，同事说：“那就买包蓝箭吧。”于是我就买了一包分给他们，看到一帮女人一人一片，扔进嘴里嚼着，而另外一个男人没有动嘴，我便无所适从了。我便问：“蓝箭男人能吃吗？”她们众口一词：“这是女人专用的。”我心想，这可能是与卫生巾同类的东西，于是没敢吃。下午，一帮女人一齐哈哈大笑起来，我问她们笑什么，才晓得我上了无知的当。
等羊肉泡馍煮好端上来，我爹说：“这不就是懒人吃的疙瘩汤吗？”
回到宾馆，我爹的胆子已经相当大了。趁着小青休息，他便把我们随身带的行李，一点一点翻了个遍，一边翻一边吃东西。果然，他还真吃了许多他大半辈子没有吃过的东西，比如说葡萄干、巧克力、奶糖、开心果。小青醒来时，发现他正在啃一包牛肉干。这里所有的零食，他都是平生第一次享用。他一边吃一边问，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小青说：“不管是什么，你先说好吃吗？”他点点头说：“好吃。”小青怕他把一些不相干的东西翻出来，比如感冒药、化妆品和洗发水，或者一些干燥剂什么的，也吃下去，便把零食都分成一小包一小包的，给他装在身上。
第一天到西安的时候，我爹吃下了一碗稀饭，还吃了七个肉包子，第二天，可能是吃了零食的原因吧，竟然只能勉强吃三个包子。随后，他来到上海，无论在我岳母家，还是在我家，他都要趁着人不在的时候，翻出各种各样的零食来，各尝那么一点。
从此以后，我爹嘴里经常含着零食，有时候是一块饼干，有时候是一颗糖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爹吃零食的频率越来越高。我发现，在他感觉“太急人”，也就是太无聊的时候，就从身上掏出糖果、饼干什么的，花半天时间反复地辨认包装纸，又花半天时间把包装纸小心翼翼地撕开，再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把零食放在嘴里吃下去。
开始的时候，我爹吃零食是为了充饥，为了尝新鲜。那是食品存在的意义，也是食品存在的本质。但是慢慢地，我爹改变了吃零食的本质——不是为了充实自己的胃，而是用来填补内心的空洞。我爹因为听力的问题，不能和人顺畅地交流；因为不识字，不能看书读报；因为不熟悉城市生活，不能独自出去逛街、逛公园。其实他对逛街、逛公园毫无兴趣，因为大街上和公园里并没有他需要的东西。虽然我爹的牙齿是假的，消化系统也不正常，但是唯一可以正常运行下去的，就是吃的本能。只有吃是天生的，是会伴随一生的，等到丧失吃的能力的时候，也就是生命结束的时候。所以，我爹来到城市，面对寂寞，面对陌生，面对不适应，他只能用吃来安慰自己。
我爹到城市才几天，已经念叨着要回家了。每每看着他嘴里含着糖果或者牛肉干，望着窗外奔驰的火车，或者斜躺在沙发上睡去，我就十分难过。我为找不到留住我爹的方法而苦恼。留不住我爹，也就意味着，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我还没有找到让自己的灵魂扎根的生活方式。
（知 书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月光不是光》一书，刘程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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