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我是重庆人,1990年大学毕业后留在了上海,在《文汇报》工作。两年后的某一天,政法部的老师找我,说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当时,我还不到24岁。
中午,我在德大西餐馆刚坐下,姑娘就到了。
“同志,我姓邱,您叫我邱记者就行。您贵姓?”
“免贵姓钱,缺钱的钱。”
得!罗宋汤和炸猪排估计都得我买单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吃,主要是吃,偶尔搭两句话,一顿饭吃了三刻钟,情况已经很清楚了,彼此都没瞧上眼,而且双方都承认自己是癞蛤蟆(是钱姑娘先提出这个观点的),但是都想吃天鹅肉,急起来唐僧肉都想吃。
钱姑娘说:“我就喜欢童安格那样的,风度翩翩,又有创作才能,钱肯定也不少赚。”
我说:“那是。我跟童安格差距是有点儿大,不过他唱歌嗲兮兮的。”
钱姑娘说:“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我说:“我就喜欢林青霞那样的,长得又好,身材又好,皮肤又好。”
钱姑娘说:“把口水擦一下。”
我说:“你平时有啥娱乐项目?”
钱姑娘说:“我不读书,骗你是小狗。我平时就听听电台的流行歌曲,包括短波电台里的港台流行歌。”
我说:“总算找到一个共同爱好,不容易。”
我买完单,我们就告别了。临走前,钱姑娘在纸上写了一个座机号码给我,说是她家的电话号码。
“谢谢你请客。你一个人在上海不容易,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打这个电话号码。”
我说:“夏夏侬(谢谢你),咱生意不成仁义在。”
2
2016年年初的时候,我还在体制内工作。有一天我去北京参加一个论坛,一上飞机坐下来,就觉得旁边的中年妇女老打量我。飞机刚进入平飞阶段,周围安静了一点点,一个遥远的声音从右边飘过来:“还是喜欢林青霞?”
晕晕乎乎中,我的脑子里闪过至少30秒的画面,记忆才定格在德大西餐馆:“哎哟,童安格夫人。”
前后两排的乘客对这两句对话回应了一点轻微的骚动。
“我姓啥,你还记得不?”
“你缺钱,还能姓啥?我姓啥,你记得不?”
“呵呵,我订了《东方早报》(编者注:本文作者为《东方早报》创办人)。”
我们一起出机场的时候,一个戴着白手套的男人在出口处等他口中的钱总。
钱总先送我到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我到了,钱总跟下车来,说:“去喝杯咖啡吧,都24年没见了。”
钱总说她有两个20年,结婚20年,下海经商20年,生意做得挺成功,女儿去年上了大学,按说一切都挺好的。
唯一遗憾的是,2006年,比她大10岁的丈夫被查出患有心脏病,还动了二尖瓣手术,手术后的情况比较差。丈夫对她说:“你才38岁,还有大把的人生要过,我勿要再拖累侬(你)了。”
她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2009年,她丈夫又进了ICU(重症监护室)。她身边所有的人都说,也许,她丈夫终于解脱了,她也终于解脱了。
但是,奇迹再次发生,她丈夫又一次挺了过来。只是,身体仍然处于一种极度虚弱的状态。
她说:“唉,哪有完美的人生,完美的都是假的。”
我喝了两杯咖啡,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说:“1992年,我们看重的东西,现在看来,不值钱啊。但是,不经历这些,24岁的年轻人又怎么可能悟得到这些呢?”
3
钱总走的时候,把包里的书拿出来,说很好看,她看完了,送给我,还说她40岁后爱读书了。
这本书叫《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是普利策奖的获奖作品。
什么样的好故事才能配得上这么好的书名呢?
一个叫玛丽洛尔的法国盲少女和一个叫维尔纳的德国少年,有一个共同的秘密:通过短波电台收听一位法国教授讲述科学知识,讲述“一切美好和真实的东西”。而在纳粹德国,私下收听秘密电台的广播是死罪。
玛丽洛尔在“二战”后期接手了教授的电台,用于向盟军传递法国海岸线的情报。德国少年维尔纳作为技术天才被纳粹征召入伍,负责搜寻这部电台。
最后的结局,当然是维尔纳为了保护“美好和真实的东西”而倒戈,并击毙了他的上级。
但是战争的疯狂彻底摧垮了尚未成年的维尔纳的身体和灵魂,他已经弱得像个纸片人,并在一次漫无目的的奔跑中踩中地雷,最后变为尘土飞扬而去。
我加了钱总的微信后跟她聊了一次天。
她说:“很多人都认为这本书的结局很不合理。最好的结尾应该是维尔纳爱上了盲女玛丽洛尔,他们在战争结束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我说:“我就是这么想的。”
她说:“我可能心理有了问题,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这是最好的结局。或者说,这是唯一的结局。”
4
2018年的一天,钱女士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毫不避讳地说自己已经50岁了,人生跑过了半场。她庆祝生日的方式是陪着丈夫在小区里转了半个小时。阳光很好,她丈夫的身体状况有了非常明显的好转。
“这是最好的生日礼物!接下来,把工作交给年轻人,带着老公到处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她发微信朋友圈说。
2023年,美国奈飞公司将《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制作成4集网剧。这是我在这一年看到的年度最佳影视作品。看完之后,我给钱总发了一条微信:“嗨,奈飞拍了那部剧,你知道吗?他们没有让维尔纳死,还让他和玛丽洛尔深情拥吻。真是顺应民意啊!”
当天中午,钱总给我打了个电话。她说:“去年年底,那一拨流感,我老公未能幸免。本来他就有基础病,在家里挨了两天,我最后还是决定送他去医院,他在医院只待了一天就走了。在家里的那两天,我老公一直发烧,他在网上看了很多东西,似乎已经确信自己过不了这一关了。”
那两天,就他们两个人在家,孩子在国外读研,家里的阿姨请假回家了。两个人聊了很多很多,似乎想把这一生要说的话一字不落地说完。其中有一个细节,她说:“很私密,但也很让我释怀。”
丈夫对她说:“记不记得2007年的时候,我和你开玩笑,说你这个公司董事长天天也不出去应酬,生意能做好吗?”
她说:“记得。”
丈夫说:“我的意思就是,从心理上到生理上我都已经是一个废人了,我已经耽误你太多了。其实,你自己要改变任何生活方式,我都毫无怨言,甚至会真诚地祝福你。”
她说:“我第一次就听懂了。所以,除了必需的出差,一年两三天吧,其他上班时间,我永远都是朝九晚五,下班就回家吃饭。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除了我对你必须尽到的责任、付出的爱,我还有一个很自私的想法,我要让那些说话阴阳怪气的人、那些见不得别人好的人、那些议论‘钱董事长也有今天’的人都知道,陪着你,我就是幸福的。”
“当然,最后的最后,”她说,“我发现,这个想法不自私也不怪异。或者说,这就是普通人的生活,最简单的生活,正常的生活,当然,也是宁静和幸福的生活……”
她对丈夫说:“我这半辈子要说有啥成就的话,那就是4个字——没有放弃。”
她的丈夫在平安夜离去,一脸微笑,在最后时刻说:“侬(你)一定要活得幸福,活得快乐,否则,对不起我们受的那么多的苦。”
5
冬天的时候,我和钱女士约在上海延平路的一家小咖啡馆喝咖啡。
钱女士说:“女儿张罗着给我介绍老伴,让我重新开始,对方条件不错,比我还小两岁,人也高高大大的。就是我这岁数再弄这么一出,也不知道妥不妥?”
我说:“又相上亲了!”
钱女士说:“人家还没给我回音呢。我这条件也实在一般,55岁的丑老太婆,他该不会是看上我的钱了吧?”
我说:“自信点儿,把‘该不会’仨字拿掉。”
“啪!”咖啡杯毫无意外地敲在桌上。
“姓邱的,你是一嘴的烤瓷牙也吐不出颗象牙啊!服务员,买单!让这个又穷又酸的戆男人买单!”
愤怒的高跟鞋在延平路的寒风中叮叮咚咚敲了十几米,又折回来:“侬(你)一个人在上海打拼不容易,需要帮忙就尽管开口……”
(林冬冬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越过山丘》一书,王 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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