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的外貌没有任何病理需求，你会选择整形吗？如果会，是因为他人的审美需求，还是因为自己内心的需求呢？
《以美之名》作为国内首部聚焦整形修复与医疗美容行业的电视剧，讲述了两位女性整形医生的拼搏历程与面临的挑战，通过对真实整形案例的改编，直击医美行业的乱象与社会痛点，为观众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美的窗口。
被异化的审美：资本与权力的共谋
医美机构通过大数据制造的“黄金比例”标准，比自然演化更严苛地规训着身体。当鼻唇角95度、颌角120度、面部高光点间距3.8厘米成为新教条时，技术解放的承诺已被异化为数字的镣铐。
在《以美之名》中，一个女孩很积极地找到整形医生乔杨，希望她能为自己削下颌骨。乔杨说：“这回是不是又是为了男朋友啊？他喜欢尖脸，你就削下颌骨，那下一任要是喜欢圆脸呢？你每次提出的需求都不是你的需求，而是你男朋友的需求。”
女孩焦虑地说：“他跟我说分手就是不爱我了，所以我要变得更好看点再试试啊。”
“你理想中的男性是什么样的？”
“梁朝伟那样的。”
“你交下一任男友的时候，把他带过来，我把他整成梁朝伟那样的，满足一下你自己的需求。”
剧中，乔杨一直秉持着可以因为自己想变得更漂亮而去整容，但不能为了迎合别人的需求而去整容的医美观念。因为决定你美丽与否的，从来都不是别人。你的美，也不该被别人定义。
在《以美之名》中，一个女演员因为长相不符合所谓的“女主长相”，事业一直不温不火。为了能够接到更多的剧本，被更多导演和制片人选择，她被迫接受市场的审美标准。“我得让观众记住我，记住我的脸。”
一部分导演、制片人和投资人一边夸着眼前试戏的演员演技很棒，一边转头就选择了另外一个更“美”的。久而久之，屏幕上的演员们“美”得千篇一律，社会也开始把屏幕上呈现出的“标准”套用在普通人身上。
当容貌焦虑成为慢性病，在韩国首尔鳞次栉比的整形医院里，每天有上千台面部手术在进行；上海某医美平台数据显示，“00后”咨询医美项目的人数逐年增长；抖音“与素颜和解”话题播放量突破30亿次……我们现在所认为的“美的标准”到底是由谁制定的？我们在为谁而美？
维多利亚时代的束腰钢骨、明清时期的裹脚布、当代的抽脂手术，这些看似迥异的美学符号，实则是权力话语的轮回。资本与影视合谋打造的“黄金脸型”“A4腰”“直角肩”，本质是消费主义精心设计的符号陷阱。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为什么非要用统一的审美标准来衡量自己呢？现代人层层叠加滤镜、美颜相机、医美的生存状态，让人们的认知失调：人们既享受着“容貌越阶”的即时快感，又承受着“面目模糊”的恐惧。更可悲的是，医美承诺的虚幻性。它许诺通过改变面容获得人生掌控感，却让人进入西西弗斯式的永恒劳作：抗初老之后是抗光老化，轮廓固定后需应对组织下垂……这种无限游戏最终印证了拉康的洞见：“人的欲望就是去欲望他人欲望的东西，因为他们欲望它。”
心药何处寻：重建审美的精神坐标系
古希腊特尔斐神庙镌刻着“认识你自己”的箴言，这或许正是破解审美困境的密钥。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强调“审美无区分”，中国古人讲究“各美其美”，这些智慧指向美的本质——它是主体性的觉醒，而非客体的规训。
在《以美之名》中，女孩丁蔓珩因为遗传患上了乳腺癌，导致身体的不完整。她一直觉得自己只是生了一场病，病好了就和正常人没有区别了，她妈妈却因为他人异样的眼光，一直给女儿灌输她的人生是失败的，她不是“正常人”的观念，执意要让她做“乳房重建”手术。
她妈妈说：“女孩子都要有一个完整的身体，你看你现在，能叫正常吗？”
丁蔓珩最后不仅没有去做“乳房重建”手术，反而勇敢地取下义乳。她去拍摄了运动品牌广告，她的广告被投放在商场大屏、公交站台。
治愈普遍的容貌焦虑，终要靠每个灵魂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在剧中，乔杨和周静雯这两位整形医生，对家暴受害者修复伤痕后做整形美容产生了争论，乔杨认为，“修复疤痕是医疗行为，但隆胸属于非必要消费，我们不能用手术刀助长容貌焦虑”。但周静雯认为，“她有权掌控自己的身体，医美本就不该被道德绑架”。这场争论将医美手术台转化为当代社会的微型试验场，凸显了整形医生面临职业伦理与市场需求时的矛盾，同时也揭示了患者在追求美的过程中的心理挣扎。这不仅仅是两位医生个人的理念差异，更反映了医美行业的伦理问题：医疗行为的界限在哪里？医生应该如何平衡患者的自主权和医疗伦理？同时，这也触及社会对“美”的定义和追求。当整形是自我实现的主动选择，而非审美潮流胁迫下的妥协时，才是对医美异化的矫正式反抗。
今天，医美早已超越美容范畴，成为管窥技术文明与人性本质的棱镜。我们需要的不再是简单的支持或反对，而是保持审视与对话的勇气。毕竟，真正的进步或许在于让技术成为拓展可能性的工具，而非定义人性的标尺。
（花月夜摘自《现代青年》202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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