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公开透明，在如今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史中，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律都是秘而不宣的，直到公元前536年的一次重大改革后，中国才有了公开的成文法。这次改革，史书称之为“子产铸刑书”。
子产，春秋时期郑国的贵族，是主管一国司法的高级官员。所谓“铸刑书”，就是将法律条文的具体内容铸刻在金属鼎上，向全社会公开。
我们现在看子产铸刑书的做法，也没什么特别的，但在当年引起了轩然大波。同时，子产本人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在子产铸刑书前，中国自夏、商、西周以降，千百年来实行的都是“秘密法”。所谓“秘密法”，就是法律内容只让贵族知道，不让百姓知道。于是，每当百姓违法时，贵族便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随意进行判决。毕竟百姓不清楚法律条文，也就谈不上判决的公正与否。
因此，在“秘密法”时代，贵族们生活得非常惬意。那么，当同样身为贵族的子产决定铸刑书以公布法律，打破这种惬意生活时，很快就招来了贵族们的批评。像晋国大夫叔向，就专门写信批评子产。他在书信里说，本来认为子产是一个仁爱君子，对子产抱有很大期望，但铸刑书让这种期望完全破灭了，并给出3点理由。
第一点，叔向指出，铸刑书对贵族统治不利，原话叫“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意思是，当民众知道了决定他们命运的是法律，而非贵族之后，他们就会失去对贵族的恭敬。后来，叔向的这一观点还引发出一句历史名言，叫“刑不可知，威不可测”，即法律越神秘，就越能威慑民众。
第二点，叔向认为，铸刑书对社会秩序不利。他说，一旦公开法律，人民就会“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意思是，民众知道法律内容后，就会寻找条文中的漏洞来逃避刑罚，最终会导致统治成本剧增，社会秩序混乱。
第三点，叔向预测，铸刑书还会让百姓出现道德滑坡的现象。原话叫“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意思是，当民众知道冲突的处理依据后，他们会放弃礼仪，转而关注法律，到时候一字一句，民众都会去思考与争辩。知礼守序的百姓，也会变成善于争执的刁民。
叔向的书信，代表了许多贵族的心声——你子产铸刑书，就是伤害贵族、破坏秩序、带坏百姓。面对叔向的质问，子产只答复了一句话：“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意思是，大夫叔向，按您的说法，我才能有限，不能考虑到子孙，可以目前的形势，我子产也只能先挽救当下了。在子产看来，如果再不公开法律，那么国家将会很难统治。
何以至此？因为叔向只看到了法律的变化，子产看到的却是时代的变化。春秋晚期，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铁犁牛耕技术的出现。在春秋之前，人们只有石器和木制农具时，生产力不足，每个人都无法单独完成农业耕作。因此，他们必须围绕着贵族，由贵族组织集体劳作，大家才能活下去。在生存的压力下，人们可以忍耐“秘密法”的不公。
春秋之后，人们在拥有铁犁牛耕技术的同时，也就拥有了单独耕种土地的能力。他们不再需要贵族主持集体劳作了，自己就可以种地活下去。随着生存压力的消失，人们就不可能再忍耐“秘密法”的欺压了。民众一旦四散逃逸，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将受损，国家随即爆发一系列危机。
因此，当时代变化已然发生时，叔向固守“秘密法”的做法，看似在保护贵族的权力秩序，实际上却在加速现行统治的坍塌；而子产铸刑书的做法，看似伤害了贵族权力，实际上却在极大地挽救国家的生存危机。作为一个政治家，子产敏锐地意识到危机的来临，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他的思维无疑走在了前列。
最终，历史证明子产是正确的，在其铸刑书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纷纷实行改革，公开法律。贵族的“秘密法”统治也被扫进历史的故纸堆中，一去不返。
（弓 长摘自《环球人物》2024年第13期，张伯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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