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的力
在1983年之前，新中国的大学是没有女校长的。
在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之前，谢希德已经在本校物理学系做了32年教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完博士学位，她于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下坚持回国，受邀入职复旦大学。成为校长时，谢希德已经62岁了，同时还是一位妻子、母亲，以及一个与乳腺癌抗争近20年的女性。
年龄、身份，以及当时认为女性缺少领导风范的偏见，没有限制谢希德的管理能力与决断力。这个身形瘦弱的女校长，不动声色地完成了许多破旧立新的开拓工作。
1952年，从美国留学回来后，谢希德面对的是几乎零基础、无教材的学科状况。很长一段时间，国内高校大多直接采用苏联教材，教育与知识体系相对保守和封闭，单一的文理分科制，也是为了提高效率。
任教授期间，谢希德始终坚持自己编写教材。1956年，她与北京大学的黄昆教授一起编写了《半导体物理学》，这是中国人自己摸索出来的物理学教材。
身为20世纪40年代就远赴海外的留学生，谢希德深知对外交流、吸纳多元文化对于治学与研究的重要性，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起之时她每年要为上百名学生撰写推荐信。1979年5月，复旦大学共18名学生到美国做访问学者，由于超出了公派名额标准，谢希德首次提出了自费公派。
作为一个女领导，谢希德也丝毫没有让自己的母亲身份与前者相违。任职校长期间，她的儿子曹惟正也刚好在复旦大学物理系就读，他却从未借过母亲身为校长的便利，就连从家带一床棉被到学校去，谢希德都拒绝用自己的汽车帮儿子带一程。
谢希德时间倒退30年，就在谢希德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的时候，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CA）迎来了史上第一位非裔女性领导——多萝西·沃恩。
1949年，39岁的多萝西作为“西区计算机”的管理者，带领一个由女性数学家组成的团队做计算方面的工作。直到1958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成立时，她加入综合分析与计算部门。
2016年上映的电影《隐藏人物》还原了多萝西的故事。在电影里，多萝西的身份弱势不仅来自性别，也来自种族。她只能使用距离实验室1.6公里的有色人种厕所，她的数据不能像其他人的一样被信任，计算出来的成果也不能署自己的名字。
但她非常清楚，规则是既定的，唯一能改变规则的方法，不是通过幻想，寄希望于原来的那些人为自己开先例，而是要自己主动走出来，打破先例，从布满荆棘的小径里开辟出一条大道。
在现实中，多萝西曾在采访时说：“我要改变我能改变的，忍受还不能改变的。”变化不能一蹴而就，无数先辈踏出来的小径汇成大流，才能让整个历史向前迈进一步。
冲破的力
让一个聪慧的女性待在闺房里埋头学习并不难，但让她敢于走出历史为她圈画的狭小地盘，走到阳光、风雨之中，讲堂、楼台之上，去俯瞰而非仰视世界，去主动注视而非畏惧凝视未来，则需要突破历史的重重阻碍。
天赋、毅力与环境赋予的机会，是成才的必要条件。但一个女性若要成为领导者，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冲破种种束缚的胆量，以及挑战权威和传统的胆量。权力硬币的另一面，是不得不承担某种来自其他女性的信赖和期望。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女性领导者的意志与决策，可以深刻影响甚至改变其他女性的命运走向。
吴健雄1957年1月15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上第一位物理学女教授吴健雄验证了宇称不守恒定律，谱写了历史纪录。然而，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者却没有吴健雄。
在1964年麻省理工学院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吴健雄向在场的所有人犀利发问：“难道微小的原子和核子、数学的表征或者生物的基因分子也会对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偏好吗？”
被历史掩盖的不仅有吴健雄的名字，还有她背后的一位恩师，中国首位物理学女博士顾静徽。
1935年，吴健雄进入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时，指导老师就是比她年长12岁的顾静徽。她们也是物理研究所当时仅有的两名女性研究员。历史上关于两个人交往的资料不多，但在以男性为主的研究所里，两个冲破重重阻碍终于拿到入场券的女科学家，完全可以想象她们之间的惺惺相惜与并肩作战。
战乱之中，顾静徽建议吴健雄出国，继续做研究，并鼓励她“对宇宙保持好奇心”，别放弃居里夫人等科学家为后世女性科研者开辟的道路。
在本就少有人走的道路上，一位坚定的女性先辈的目光和指引，就已足够。
在平复动荡与大国自强的年代里，那些作为少数的女科学家奠定了女性自强的基础。到了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从劳动旗帜下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到改革开放后伴随市场经济需求而扩大的女性参与工作的比例，“解放”成为几十年来贯穿女性命运的关键词。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通过，其中消除了教育制度、宗旨、内容中各项歧视、限制妇女受教育的不平等规定。随后出台的相关法律，均对保障妇女享有平等的文化教育权利作出了明确规定。
女孩们得到机会，她们可以在任何领域一骑绝尘。
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女性科研人员逐渐增加。2004年，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的程东红曾在一次会议上介绍，截至20世纪末，我国已拥有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女性科技工作者988万人，占科技人员总数的36.91%。
生长的力
2024年6月，中国科学家颜宁教授在家乡济南举行的第十届女科学家论坛上说：“从领导力的角度出发，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其中有一条就是敢于担当。你敢不敢担起这个责任？能不能义无反顾地去做？”
对颜宁而言，身为一个科研团队的领导，与小时候做学生干部有着某种内在关联：“好玩”是关键驱动力。不同于其他创造性工作，科学研究承载独特的开拓性与前瞻性，理应吸引每一个有志于此的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实验室和闺阁里的埋头苦干，不能代替这股吸引力，就像前文提到的电影《隐藏人物》里的主角凯瑟琳·约翰逊的台词：“我所做的，正是我所享受的。”
颜宁2009年7月，国际知名科学期刊《自然》发布了一项研究成果，研究团队利用iPS细胞（诱导性多能干细胞）先后育出27只小鼠，从而在世界上首次证明，诱导性多能干细胞具有与胚胎干细胞相似的全能性，能发育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体。这一研究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09年世界医学十大突破之一，并入选2009年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和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研究的主要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曾凡一领导的课题组。那年，曾凡一41岁，是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干细胞研究项目里最年轻的女首席科学家。
曾凡一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不仅带着她从小做科学实验，还给予她艺术和文学的滋养。她从小展现出对音乐的天赋和热爱，凭借自己的原创歌曲获过奖，甚至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博期间中断学业，回国写专辑、开演唱会。
这一代知识分子女性更重要的任务，是活出另一种人生，是引领和感染他人。
2021年7月，当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竺淑佳带领团队在《自然》发表关于抗抑郁新药的文章时，她已经成为一个母亲了。生产当天她还在实验室里，产后一个月就重回工作岗位。而对竺淑佳来说，这不是自我牺牲和为难，而是科研实实在在能带给她能量和激情。
母亲的身份，拓展了她对生命和行业的理解。在2022年的一次采访里，竺淑佳感慨道：“有孩子之前我很难理解全职妈妈，现在有了孩子后我才真正理解了她们。但即使是全职妈妈，最重要的，也是保持学习。”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珍教授曾说：“要鼓励女孩们去做除唱歌跳舞之外更丰富的事，让她们知道，我们还要飞到天上去，飞向宇宙，我们还要深入上万米深的海底。”
（王世全摘自《南风窗》202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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